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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孤独、寂寞,都市农民工的“中国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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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记者李木子编译报道)在深圳一个灯火辉煌的餐厅里,一个21岁来自来自中国内陆四川省的农民工郑利强,将他在中国南方这个城市的生活形容为“不开心”——郑闷闷不乐的说道。

他说,他的工作时间太长,薪水太低,而且没有个人生活。“在这个大城市里我感到非常的孤独”郑利强说。

在过去的三年里,郑一直都在中国内陆制造业中心的各大工厂中维修影印机。

他每个月的收入大概是3500-4500元($580-$740),同时也取决于加班,加班每月工资比平均工资高,但这是因为他的工作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这种油墨具有有毒烟雾。

不过,他更担心失去他厌恶的工作。事实上,他说他经常会感到十分焦虑,他说话时喜欢压他的手指关节和摇动他的腿,这样能使他想问题时思绪明朗。

如果他去看心理医生的话,那么心理医生会诊断他为焦虑症,这是所有农民工常见的问题,孙中山大学的程昱教授说。

“与原来我们想象的问题相比,他们的心理健康是更令人担忧的。”他说。

精神压力大

程昱和他的同事在深圳地区采访了807名农民工,并与其中60名农民工进行了深入谈话。

他们的研究表明,受访者中58.5%患有抑郁症,17%患有焦虑和4.6%曾考虑过自杀的念头。

他的研究小组发现,多数受访者,其中一半是30岁以下的,他们被沉重的经济问题困扰的同时精神压力很大,因为他们离开了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

他们因无法照顾老人和小孩感到十分内疚,同时,对于抚养家庭感到非常大的压力。

程说,他第一次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在五年前,他在该地区进行性工作者的心理健康状况研究时发现,她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转向卖淫之前,都是在工厂工作。

在2010年,一个组装苹果产品的大型电子制造商富士康工人自杀事件一度成为国际头条新闻,促使教授们决心找出工人心理健康问题的根本原因。

据报道,寂寞和孤独感是驱使工人从厂房及宿舍屋顶跳下而自杀的原因之一。

虽然程研究的重点是在广东省南部,但是移民的心理健康问题在中国其他地方也是一样的。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报道,大约有260万中国农民离开他们的村庄,在城市工作。

尽管农民工们对中国的经济具有奇迹般的贡献,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很低。

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据研究表明,在世界各地,农民工更容易产生心理疾病是因为他们需要在没有任何亲人和社会团体的支持下独自适应新的环境。

在中国,户籍制度,或者是户口登记制度,将人口分为城市和农村户口,使得他们不能够享有同样的医疗保健制度和教育制度。就工资和待遇方面而言他们经常受到歧视。

教育制度的提高和互联网的日益发达,让年轻的移民们像郑比他们的长辈承受了更多城乡差距的痛苦。

郑的父母离家时心里是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在城市里赚钱,然后回到家乡。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然而郑立志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人,并希望成为一名室内设计师。他尝试着找时间自学这个课程。

他的父母是深圳的小时家庭清洁工,嘲笑他的努力,并说他是“癞蛤蟆谁的梦想吃天鹅肉。”

“梦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差距让年轻的工人加剧了心里焦虑和抑郁”程教授说。

许多工人的生活被限制在生产线及宿舍。他们可能会换工作,事实上,他们比他们的父母换工作的频率更高,但要攀登到一个新的水平,也就是说,成为一个设计师的机会是有限的。

郑是在他的家乡四川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所以跟他的父母并没有很多话可以说。

他知道他的家人都在他的身边是应该感到幸运的,但他在深圳还是感到非常孤独。

他只有几个朋友在这里,都是来自四川的年轻农民工。由于时间,金钱和换班的限制,他们无法经常见面。

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在成都定居,因为他曾经在四川省的省会城市成都的一个技术学校里度过了两年的快乐生活。

最近当局宣布,计划放宽对户口制度的限制,力图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并帮助移民更好的融入城市生活。但这将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

“我们应该要更加关注导致他们自杀的心里疾病。”程教授说。

他建议在工厂内必须接受心理健康测试,他称之为“积极的心理干预”做法,设立热线电话及咨询服务,并为工人提供更多的应酬机会。

当这成为一个大问题的时候,程教授的想法就有可能会变成现实。对于年轻的郑和数百万像他一样得农民工,这种的压力中生活还是会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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