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彬彬的道歉掩盖真相,为自己洗白,还以保护人自居。这场叶维丽策划的公关,不邀请卞家人出席。欲盖弥彰。让更多人看到宋彬彬的品德和文革遗毒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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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毛8次至少检阅1200万红卫兵,煽动青少年要武,造反,扫四旧。造成红色恐怖。

一月十二日,在原北师大女附中部分一九六六年在校学生和老师,以及老师后人的见面会上,原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主要负责人宋彬彬和刘进,在安放著卞仲耘副校长铜塑雕像的会议室里,向当年的老师、同学以及老师的后人道歉,也向卞仲耘雕像鞠躬道歉。卞仲耘副校长年逾九十的丈夫王晶尧和他们的孩子没有出席这个见面会。卞仲耘的家人在接受有线新闻访问时说,他们并没有被邀请出席见面会;同时,卞家人也表示,他们对这次见面会的“思想倾向”有“自己的看法”,就算被邀请也不会出席。

不能忘记:卞仲耘被害的经过

历史学者王友琴对卞仲耘被害经过的记述是这样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斗争”“黑帮”:学校的五个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和副教导主任汪玉冰。当时该校没有正校长。七月底,毛泽东下令把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撤走。七月三十一日,女附中红卫兵宣布成立。工作组走后,控制学校的是红卫兵及“文化革命委员会”。革委会也是红卫兵头负责。

八月五日下午二时左右,高一的红卫兵首先开始暴力行动。副校长胡志涛提出,开“斗争会”应该先报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红卫兵根本不理会她说什么。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的头上浇下去,墨汁立即染黑她全身。五个被斗领导都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脖子套上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份子”的牌子。红卫兵把他们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有红卫兵高喊“打倒黑帮”等口号开始大声“揭发”和“控诉”。

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台下。人群中,有人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还有人去开水房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

接着,五个被斗者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红卫兵强迫他们边走边说:“我是牛鬼蛇神”。他们走到小操场。红卫兵要他们“劳改”。用扁担和筐子挑土。卞仲耘挑的大筐里沙土太沉,她担不起,就被劈头打倒在地——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有垒球棒,跳栏上的横档,还有旧桌子椅子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开始流血。

“劳改”后,“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一楼的厕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的白色的墙上,留下“黑帮”的斑斑血迹。

五十岁的卞仲耘在三副校长中排名第一,也就是“黑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有人叫来了校工。把卞仲耘搬上一部送垃圾的手推车上。另外四个人还在继续被斗。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手推车旁边。胡志涛看到手推车上卞仲耘两条胳膊红肿,布满一条条伤痕,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嘴巴还在吐气。她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

红卫兵对她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后来,有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那时天色还亮。有红卫兵说这样把卞仲耘推出学校“影响不好”。手推车停在北门边。卞仲耘的身体用大字报纸盖著,上面压了一把大竹扫帚。手推车在校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七点多钟,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中共北京市委,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医生检查时,她已经死亡多时,尸体已经僵硬。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个人,也被严重打伤。他们看着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身心伤害极其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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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仲耘两名女儿在母亲被打死后的遗体前痛哭。

邓榕企图改卞仲耘死因为心脏病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被通知到了邮电医院。他看到的是妻子遍体鳞伤的尸体。特别是卞仲耘的头部,肿得很大,而且全是乌青色。当时女附中的权力当局接见了王晶尧。王晶尧不认识他们,请求他们写下了名字。他保存下来了,有七人名字,六人是红卫兵学生。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王晶尧第二天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相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的最后的照片。保存至今。为卞仲耘的尸体处置,王晶尧和大女儿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邓小平女)。邓榕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一副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邓榕要医生作尸体解剖。用意在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非被打死。王晶尧反对解剖尸体。死亡原因如此明显,他不要让妻子惨死后还遭受切割。邓榕转而凶狠地责问卞的大女儿:“你们什么态度?”然后,就离开了。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卞仲耘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
三十四年后,邓榕出版《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0年)。书中,邓榕不但没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的有关参与,而且根本没有提到她曾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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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大女附中是北京的重点中学。卞仲耘是1941年老党员,1949年就在校任教,备受称赞。死时50岁,四个孩子。1957年照片。

女附中陶洛诵和张敏的见证

原师大女附中初二学生张敏,是卞仲耘校长被殴打时的现场目击者之一。二○一○年,张敏以敏一鸿的笔名发表了《卞仲耘之死案钩沉与省思》。她回忆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上午,在各班级开完班级批斗会时,通知全体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说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经排定。如果说八月四日显示出一部分学生被授予处置另一部分学生的绝对权力,八月五日则显示出一部分学生被授予处置某些校领导的绝对权力⋯⋯有同学抡著带钉子的破旧桌椅腿,打在卞校长身上。我离她最近时,大约两米。看到铁钉刮破她的衣服,她穿着象牙白色柞蚕丝短袖衫,铁钉扎进皮肉,再拔出来,留下一个紫黑点,不是想像中的鲜血淋漓。谁决定用这样的方式打校长?

最近看到宋彬彬说卞仲耘被群殴时她在现场,没有参与,还作了劝阻,对此说法,我部分存疑。以我对当时情况的了解,如果刘进、宋彬彬、马德秀(编按:刘宋马三人联名写第一张大字报。马德秀后来一路顺风当了上海交大党委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她的红卫兵履历一片空白。)一同或者其中任何一位,当时大喝一声“不要打了!”以她们标志性的地位和影响力,一定有很多同学会跟着制止打人,卞仲耘当天有可能保住性命。但我在场的大操场殴打全过程,没有人出来喝阻。

另一位见证者陶洛诵二○○七年六月在《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二○○七年证词》这样写道:几天以后,八月五号,我亲眼看到,在学校里,三个校长,两个主任一字排开跪在操场的高台上。红卫兵勒令他们说:“我是黑帮,我是牛鬼蛇神。”有几个女学生提着棍子不时打他们。校长卞仲耘当晚死去。红卫兵头目第二天在学校的大喇叭里恐吓:“任何人不许往外说,谁说出去谁负责。”

文革前学校学生里有些人入了党,后来改名为宋要武的宋彬彬就是党员。她爸爸是宋任穷,是东北局书记,总管东北三省。校领导和老师对家庭有势力的孩子另眼相看。文革初期,我们学校由邓榕传达她爸爸邓小平的指示,我看见白老师(共青团负责人)与邓榕并肩而行,邓榕滔滔地说著什么,白老师谦恭的态度就好同对待首长一样。

宋彬彬是红卫兵的头头之一。八月五号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校长和梅树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场高台上被打的时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后。我听到她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我们学校是“红八月”打人风的始作俑者。她后来去了美国。她对八月五号发生的毒打和打死人,至今还没有表示过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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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女邓榕1966-8也是女附中的红卫兵头头,卞校长死后,她还企图篡改死因为心脏病,迄今没有反省道歉。

宋彬彬的道歉声明逻辑错乱

在道歉声明里,宋彬彬说:女附中的文革,是从六六年六月她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伤害了许多老师。所以,她先要向师生们道歉。说到暴力致死卞校长的八五事件,她说“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

宋彬彬认为自己对卞仲耘的死“是有责任的”,不过,她的责任,不是对红卫兵暴力的领导责任,不是对八月五日批斗会的组织责任,而是因为她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因为“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从而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

这些话,读来相当奇怪。宋彬彬和刘进勿需“强势”,就已经“阻止”成功,因为,一经“阻止”,“围观的同学”就“散了”。这说明,宋彬彬和刘进在学校是很有号召力的,但那些抡著“带铜扣的皮带”和举著“带着钉子”的木棒的同学呢?他们也散了吗?宋彬彬和刘进还以“保护人”自居,似乎其他人没有命丧黄泉,就是他们保护得好,而卞仲耘死是她们没有保护好——这是哪门子逻辑:一个暴力组织红卫兵的头目,兼任施暴对象的保护人!

卞仲耘是红卫兵在北京打死的第一个人。当天晚上,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已经知道卞仲耘被暴打致死;而这个消息,在八月十八日宋彬彬在天安门向毛献红袖章之前,为时二周,是不可能不被汇报到毛泽东那里的。可以说,宋彬彬参与的暴行得到“伟大领袖”的嘉奖,她是踏着卞仲耘的尸体走上天安门城楼的,她的光荣换来的是大规模升级的红卫兵暴力。她的光荣必然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
叶维丽宋彬彬策划道歉的破产。

如果宋彬彬真有向受难的老师和他们的家人道歉的诚意,那么她首先邀请的,应该是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还有他们的孩子们。王晶尧和他的孩子们没有出席这个见面会。在接受有线新闻访问时,王的家人说,他们根本没有被邀请。

这个师生见面会的主要公关策划者,是原女附中学生,“红色大院的女儿”叶维丽。这位受过耶鲁正规训练的历史博士,长期无视她亲眼见到过的由王晶尧保存的《宋彬彬谈话记录》及其他原始材料,放弃一个史家应有的尊重事实的专业品格,刘进冯敬兰等人一起,长期偏袒宋彬彬的个人立场,更与得到宋彬彬支持的《记忆》网志主编合作,以寻求细节为借口,掩盖卞仲耘案的历史真相。

在陈小鲁的道歉被社会广泛认可之后,叶维丽等人看到一个既能获得社会接受(甚至好评),又能洗白宋彬彬的机会。他们想让卞仲耘案责任人之一的宋彬彬,搭上陈小鲁道歉这趟火车,在众目睽睽之下,借这个师生见面会,卸掉她已经被历史定格的责任。应该说,这是一个大胆而聪明的策划。只是,叶维丽宋彬彬等人,低估了卞仲耘的丈夫和孩子。王晶尧几年前相信过叶维丽“研究”卞仲耘受难事件的诚意,向她提供了他保存的所有原始资料。然而,王晶尧虽然已经九十多岁,却是少见的头脑清明的老人,从叶维丽有关的种种作为,他看清了她的用心。王晶尧的孩子们也表示,对这次见面会的“思想倾向”,有“自己的看法”,就算被邀请也不会出席。

叶维丽宋彬彬失算了。因为,宋彬彬避重就轻、欲盖弥彰的道歉,不但是对受难者的亵渎,也低估了公众的判断力。不但不能洗白宋彬彬,反而让更多人看到宋彬彬品德的阴暗与虚伪,看到文革这场浩劫后果的严重,进一步探讨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宋彬彬的道歉,不失为一件好事。

(二○一四年一月十六日,俄亥俄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