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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官员穿鼻首富老父游街 分老婆和分闺女闹得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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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中的刑法种种

 
作者:爱举杯
 
 
48年毛路过晋绥时住的窑洞(即晋绥军区司令部,现为蔡家崖革命纪念馆)就是牛家的房子。抗战中,他把房屋、店铺、工厂、土地、金钱等值钱的财物全部捐献出来,土改前已落得身无分文过苦日子。土改来时仍然在劫难逃。他曾是晋西北首富。斗争大会上,有人别出心裁,拿一根铁丝穿过他的鼻子。鲜血直流,会场上人人震惊。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的儿子牛荫冠(时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竟大摇大摆地牵着其父游街示众。牛友兰受不了这种污辱打击,回家后绝食,三天后含恨去世,终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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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西北兴县有个出名的开明绅士叫刘象坤,是个热心肠人,因为有财富,被当作恶霸地主活活打死。他的儿子为了表示自己与父亲一刀两断,竟一把夺下民兵手里带刺刀的步枪,在其父尸体上补上两刀。刘象坤哥哥刘少白(《毛选》第四卷有其名,毛认为的抗战时期的开明绅士)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也被农民们押回老家斗争,撤消一切职务。该村党支部书记刘玉明为少白说了几句公道话,也被打得昏死过去。众人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黄河岸边,准备扔进河里,没想到刘玉明又苏醒过来。几个土改积极分子端起刺刀,在他胸口猛扎两刀,他最终停止了呼吸为止。

兴县还有个名人叫牛友兰,他的名字也入了《毛选》,被毛认为是抗日爱国绅士。1948年毛路过晋绥时住的窑洞(即晋绥军区司令部,现为蔡家崖革命纪念馆)就是牛家的房子。抗战中,他把房屋、店铺、工厂、土地、金钱等值钱的财物全部捐献出来,土改前已落得身无分文过苦日子。土改来时仍然在劫难逃。他曾是晋西北首富。斗争大会上,有人别出心裁,拿一根铁丝穿过他的鼻子。鲜血直流,会场上人人震惊。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的儿子牛荫冠(时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竟大摇大摆地牵着其父游街示众。牛友兰受不了这种污辱打击,回家后绝食,三天后含恨去世,终年63岁。

姚依林之妹姚锦女士编著的《姚依林百夕谈》一书里记载:“当时农民仇恨地主,往往一来便把地主打死,不打死也整得很厉害。如搭个‘坐蒋台’,让地主站上去,下边拆台,把地主摔下来。晋绥行政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牛荫冠的父亲是晋西北兴县首富、大地主兼工商业主,在县城有四万白洋买卖。他因是开明绅士,曾捐款一万元抗战,成为边区参议会议员。土改到来后,他被斗,用绳牵鼻,让他的儿子牛荫冠拉着游街,牛荫冠不敢不划清界线。”

土改中,对付地主富农的办法五花八门,惨绝人寰。除了用棍子打、锥子捅、绳索捆、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耳朵插捻点灯之外,还有好多种。比如磨地,把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要斗的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双脚在这上面来回拖,拖到他半死不活为止。

另一种办法叫坐圪针柜。把放衣服存粮食的躺柜拿来,中间去掉隔板,在里面撒上剁碎的枣树圪针,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进躺柜里,盖上盖,然后来回摇柜。柜里的人从这边滑到那边,又从那边滑到这边,全身被圪针刺得肉肿皮烂。

还有一种办法叫扔四方墩。四方墩就是长城的烽火台,有三丈高。墩下铺满碎石头,被斗的人从上面被推下,不死拉上来再推,再推还不死,那就干脆拿大石子朝他脑袋砸去,直到脑浆迸裂,七孔冒血才住手。有个姓韩的教书先生,其妻被一个姓田的土改分子认定是坏人,从四方墩上将她摔死。田某还有意在推前松开她的腰带,拉住她的裤角管,让她赤裸下身而死。她的裤子被没收,转手分给其他妇女穿。

一个叫周二的药铺掌柜,被剥光上衣,头朝后着地,脚朝前,被人拉着一路狂磨。他的身上还坐着一个女人,压着一个石磨,为的是增加身体与地面的摩擦力。没多久,后脑勺被磨塌,脊背上的肋骨全部磨露出来,一根一根的,脑浆与鲜血一路都是,惨不忍睹。

牛荫冠晚年编写的《牛荫冠纪念集》中这样写道:“曾经看到一位乡长被捆在树上,被人用树皮刮出骨头,惨死在路边。”

王若飞的夫人李佩芝,从延安到晋绥边区从事土改工作。她所依靠的土改积极分子,有一个是有小偷小摸毛病的二流子。因为小偷小摸,曾被村里一个富裕中农打过。土改时,此人公报私仇,把那富裕中农打死。

群众对此不满,李佩芝却回答说:“你们怎么不懂得贫雇农的穷苦呢?正因为贫穷,所以才去偷东西。不能因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模糊阶级界限。”此人极不争气,后又偷了军区的一匹布,让军区给抓了起来,当做斗争对象押到会场。李佩芝端着碗饭送到会场给这个人吃,当即遭到群众围攻,李又振振有辞地推销她那套阶级界限理论。

群众心里好坏分明,此事后来闹得很大。

闹得最大的是分老婆和分闺女。在分房分地结束之后,土改积极分子又忙着分起地主的老婆和闺女来。地主都被斗死了,或逃亡失踪了。这些女人被农会干部统统招来,作为财产再分配给村里讨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命大,没被斗死,可他的老婆还是被农会干部强行夺走,再分配给别的男人。《山西日报》记者鲁顺民在《“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一文中说:“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配给了贫雇农。”

一些地区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挖财宝成为风潮,还发展成扫堂子运动。开始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拿来分掉。后来觉得本村互相都是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扫荡,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

不仅仅是地主,一些中农也未能幸免。在山东黄县,同一时间封了全县各村地主、富农和部分中农的门,将其全家扫地出门,没收全部财产,实行武装管制,并责令一切富裕些的农民献房、献地、献东西。

历时一年半的土改运动使解放区的整个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许多地区几乎颗粒无收,饿死的党员干部、普通群众不计其数。《山西历代纪事本末》于《老区土地改革运动》一文中写道:“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域290个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10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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